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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发表辱华文章 3名记者被吊销记者证(图)

近期,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部一则关于中国的评论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争议。
因为此文除了在借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唱衰”中国的经济前景,还用了一个就连该报的一些员工都难以置信的恶毒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了”。
如上图所示,这篇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的评论文章,确实在其大标题中使用了“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了”这个让人震惊的标题。
尽管这篇由美国的保守派外交学者Walter Russell Mead撰写的评论文章,本身是在用极度傲慢和无知的口吻,借新冠病毒的疫情“唱衰”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前景,但《华尔街日报》给这篇文章配上的“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标题,其恶劣程度却已经超过了文章本身——而且这篇文章的正文部分也并没有出现标题中这般极具侮辱性的文字。
就连《华尔街日报》内部的一些员工,也对于他们报纸评论部的编辑会给文章配这么一个标题感到难以置信。

而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推特上,《华尔街日报》的官方账号以及这篇文章的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的个人账号,目前也都遭到了来自众多华人网民的谴责,并要求该报道歉。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说,《华尔街日报》2月3日刊发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写的评论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文章加上了《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耸人听闻标题。中方已就此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华尔街日报》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但《华尔街日报》迄今既未公开正式道歉,也未查处相关责任人。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中方将继续按照国际惯例,依法为各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支持和便利。

鄂州市卫健委主任王时文被提名免职

2月18日晚,中共鄂州市委组织部微信公众号“鄂州基层党建”发布了《鄂州最新有关领导干部职务任免》。提名免去王时文同志市卫健委主任职务,原任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主任职务因机构更名自行免除;提名万福尧同志任市卫健委主任,免去其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职务。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鄂州卫健委主要领导更换,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

本次疫情发生以来,鄂州疫情形势严峻。据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16、17日鄂州新增病例连续两天位居全省第二、次于武汉,累计病例连续两天位居全省第五,成为湖北7个病例过千的地市之一,超过随州、襄阳和黄石。其病死率曾位居全省第三。

济南市长清区发生4.1级地震(图)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02月18日17时07分,在山东济南市长清区(北纬36.47度,东经116.64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曹楼村附近,距平阴县26公里,距肥城市34公里,距茌平县37公里,距济南市41公里。

山西省大同市原城区区委书记祁学峰被提起公诉

2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众号消息:日前,山西省大同市原城区区委书记祁学峰(正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朔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祁学峰享有的诉讼权利,依法讯问了被告人祁学峰,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朔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祁学峰利用担任大同市原城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江华瑶族自治县市监局副局长李书勇泄露举报信息被免职

2020年2月5日,李书勇擅自将县政府12345热线交办的个别药店、私人涉嫌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等4起实名举报问题及该局拟办意见,通过微信全文转发给他人。其中一名被举报人罗某得知消息后,当天下午辱骂相关举报人,并连夜外出,导致执法调查受阻。2月13日,李书勇被免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职务。媒体从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官网查询获悉,李书勇分管质量标准计量股、产品质量监督股;负责优化经济环境,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新型工业化,水口镇移民后续管理工作;联系水口、码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所。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张坚被批捕

最高人民检察院2月17日消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张坚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坚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安徽泗县政府办副主任科员隐瞒女儿武汉返家被立案侦查(图)

关于泗县泗城镇荣辉国际花园小区两起新冠肺炎病例涉及的公职人员王洪波隐瞒女儿武汉旅行史及相关部门责任等问题,泗县纪委监委会同公安机关已于2020年2月8日晚启动问责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

根据宿州市卫健委的通报,梳理发现,宿州确诊的32号病例:男,50岁,宿州市泗县人,现住泗县荣辉国际花园,系病例30的丈夫、病例31(小女儿)的父亲。

1月22日晚在高铁站接从武汉回来的大女儿,当晚23时许带大女儿到同辉广场老乡鸡吃饭,1月23日凌晨1时同大女儿王某蝶到四季汤泉洗澡。

1月25日18时30分在泗县北一环聚丰园饭店吃饭。

1月26日15时40分、1月29日19时20分、1月30日12时40分均到过格林豪泰酒店对面佳美超市买东西。

2月2日18时左右到上海商贸城东门南旁华巨百姓缘药店买药。

2月3日18时25分到县卫生健康委311、312、316室聊天。

2月5日6时至12时,在西关秀水苑小区门口执勤,17时带大女儿到中城街农行转账。

2月9日凌晨2时许被带至泗县中医院隔离治疗,2月10日确诊。目前病情较轻,病情稳定。

确诊的30号病例:女,43岁,宿州泗县人,现住泗县荣辉国际花园。1月23日,患者正常上下班,下班后去过公公家。1月24日,患者及丈夫、小女儿在公公家吃饭。1月25日-2月1日和丈夫中间去过一次超市、水果店、公公家,其余时间均居家未外出。2月2日,患者一家在公公家吃饭。2月2日-4日自感不适,无发热,有感冒、胸闷及胃部不适症状,自服药物治疗。2月7日到泗县中医院隔离治疗。2月9日确诊。目前病情较轻,病情稳定。

确诊的31号病例:女,26岁,宿州泗县人,现住泗县荣辉国际花园,系病例30的小女儿。1月24日-2月4日,患者多次外出购买药品、口罩,多次与亲属聚餐。2月5日—6日患者在家未外出。2月7日发病后到中医院入院隔离治疗。2月9日确诊。目前病情较轻,病情稳定。

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病例13连降(图)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2月16日0-24时,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115例,连续第13日呈下降态势。过去这一数据分别为:890例(3日)、731例(4日)、707例(5日)、696例(6日)、558例(7日)、509例(8日)、444例(9日)、381例(10日)、377例(11日)、312例(12日)、267例(13日)、221例(14日)、166例(15日)。

台州海正药业开始投产新型肺炎治疗药物法匹拉韦(图)

国家药监局资料显示,2月14日,浙江台州海正药业法匹拉韦获批上市,适应症为用于成人新型或复发流感的治疗(仅限于其它抗流感病毒药物治疗无效或效果不佳时使用)。2月1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张新民曾介绍称法匹拉韦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入组患者达到70例(含对照组),初步显示了较明显的疗效和较低的不良反应,在治疗后第3到4天,用药组的病毒核酸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法匹拉韦与吉利德瑞西韦Remdesivir一样是RNA聚合酶抑制剂。2016年,海正药业获日本富士胶片授权,可使用“法匹拉韦”有效成分开发新药,并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如果新药投入生产销售,富士胶片将收取相应费用。

为什么应当撤销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决定

钱卿博士现任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我在六巡工作时,他到六巡挂职法官助理,因工作关系我对他的学术水平和办案能力十分了解。钱卿老师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与关注。新冠状肺炎爆发后,行政法学界的不少学者,关于公安机关对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予以训诫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在微信群中有过非常激烈的讨论。钱卿老师与我在微信中单独就这些文章的观点进行过多次探讨。




我认为,公安机关应当撤销对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作出的训诫决定理由

1、认定事实错误。造谣传谣构成违法的,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凭空捏造;二是有危害后果;三是故意传播。三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在医生群中,讨论的内容已被证实疫情已发生的事实,仅仅对疫情名称不准确的问题,属真实情况,不构成凭空捏造事实,二是该疾病具有传染性,会危害人们健康,此信息传播出去,能提高人们的预防意识,无危害性;三是向亲友提醒不要去某地,不属发布疫情信息,只是善意的提醒。综上,八位医生的行为不构成违法。

2、适用法律错误。

(1)定性错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作为政府及其部门法律沒有授权不可为;作为公民法律沒有禁止皆可为。传染病防治法仅规定政府及其部门发布疫情的权力,并未禁止或限制公民,特别是医生发现疫情不能告之其他公民或向社会传递疫情的权利。据此,李文亮发现疫情在朋友群中讨论并提醒大家预防,属合法行为。将合法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属于定性错误。

(2)给予训诫缺乏法律依据。训诫与警告均具有批评教育之意。治安处罚条例第9条规定,对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训诫,责令家长严加管教。该条例修改为治安处罚法后删去了训诫。之所以删去,就应当者内涵相同,无必要规定两种性质基本相同的罚种。应急法、信访条例中有训诫之规定,它带有阻止相关人要去不允许前往的地方或质证施行某种轻微的违法行为之意。一般训诫只是口头的,临时措施。而不应出具对信访人有名誉权影响的决定。治安条例中的训诫,只适用予未成年违法,不能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对未成年训诫亦应是口头的,不记录其档案中。治安法已删除训诫。公安再引用该法给予训诫缺乏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

3、该决定不予撤销,意味着,相对人的行为违法,未消除对其名誉侵害的影响,同时不利于落实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4、八名医生微信中所反映出的信息恰恰是相关机关要高度重视,须立即核查信息的真实性,若真实亦应对疫情的危害性进行评估、及时上报,有关机关应根据疫情决定依法决定是否向社会发布疫情公告。对隐瞒疫情、拖延报告疫情者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他基本同意我的意见,作为青年学者有义务将对社会有影响的案件从理论上分析透彻。我向他提出,由他写一篇文章,可以锻炼自己,同时也可引起法学界和社会对该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深刻思考,从而推进社会的进步。钱卿老师写了一篇《为什么应当撤销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决定》一文,特推荐给大家,希望能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蔡小雪              

            2020年2月15日         

 

引 言

2020年1月以来,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8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2月7日,其中一位被查处者——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从而将这一事件推向舆情高潮。“历史会对每一个人作出公正的评价。”在此,笔者无意于感性的言说抑或道德的评判,而是尝试从行政法的专业角度,围绕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对事件中涉及的核心行政行为,即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对李文亮作出的编号“武(公)中字(20200103)”的“训诫书”的合法性进行分析,探讨为什么应当撤销该训诫决定。

 

事实认定

在行政执法中,事实认定是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的基础。《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要求:“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训诫书认定的违法事实是李文亮“2019年12月30日在某微信群发表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不属实的言论”。



根据当时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结合事后李文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陈述,完整的事实应当是:2019年12月30日下午5点43分,李文亮在武汉大学临床04级班级微信群里发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的文字信息,还上传了一张检测报告和一张患者胸部CT图。约一个小时后的6点42分,他在群里补充称:“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并解释了有关冠状病毒的背景知识,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需要注意的是,李文亮在微信群里发布的不只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这句话,而是一系列的信息,如果脱离这一系列的信息去单独解读那一句话,就有断章取义之嫌。

对此,训诫书将李文亮的上述行为定性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的违法行为。结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规范的表述应是“散布谣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五十二条),或者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四条、《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如果要给出一个简短的定义的话,可以将其定义为“编造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加以传播,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进一步而言,构成此种违法行为应当满足三个方面的要件:一是虚假信息,即信息内容本身是虚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谣言”;二是危害后果,即产生了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三是主观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后果并且希望这种后果发生),也包括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后果并且放任这种后果发生)。

结合前述具体细节,不难看出,李文亮发布案涉信息,在主观上,是为了在同为医生的大学同学群里分享医疗消息,预警风险,善意地提醒大家自身以及“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并且特意强调“大家不要外传”,没有故意扩散传播、制造恐慌、扰乱社会秩序的意图;在客观上,虽然微信截图还是流传了出来,在网络上大量转发,事实上产生了广泛传播的效果,但是并没有造成扰乱社会秩序的危害后果,相反,他因较早发布风险预警而被称为“吹哨人”,“他的行为客观上让更多人对病毒有了提前的防范”。因此,李文亮的行为并不符合上述构成违法的第二项要件(危害后果)和第三项要件(主观故意)。

争议的焦点在于李文亮的行为是否符合第一项要件,即李文亮发布的信息到底是虚假信息还是真实信息?这是决定行为定性的核心问题,无可回避,因为有关没有危害后果、不是主观故意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只能部分消解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质疑。对于这一问题,训诫书的认定是“不属实的言论”,武汉警方在通报中亦称为“不实信息”,即虚假信息。这也是网络上不少“批李派”的核心论调。即使是对李文亮行为持肯定和支持立场的评论者,也大多是在承认李文亮发布的信息是虚假信息的前提下,从“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法律对个体的适度宽容态度”的角度(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众号1月28日推送的唐兴华文章),或者是从“义务冲突”的角度(例如中国法律评论公众号2月7日推送的刘代华文章),来论证李文亮行为的正当性。

笔者认为,李文亮发布的信息不应认定为虚假信息,虽然在表述上存在不准确之处,但是不影响其作为真实信息的判定。对于训诫书认定违法的核心信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可能存在两个表述上的不准确之处:首先是事发地点“华南水果海鲜市场”,应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是不影响受众对该特定地点的认知和判断(武汉华南果品批发市场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均在汉口站附近,两个市场相距不到一公里,据说均隶属于武汉华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病例或者说病毒表述为“SARS”。诚然,此次新冠肺炎与2003年的“非典”有着区别,这样的表述不尽准确,容易唤起公众对于当年“非典”疫情的记忆,引发焦虑乃至恐慌。但是基于疫情的突发性和病毒的复杂性,人类的认知也存在渐进性,是一个不断深入、逐渐明晰的过程。从“不明原因的肺炎”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主流媒体表述的不停变动即是明证。后续的研究也证实了引发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之间的相似性,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将新冠病毒命名为SARS-CoV-2,也佐证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我们不应在相关病例刚刚出现不久、尚未对病毒完全掌握和正式命名的情况下,去苛求李文亮去创造并使用一个完美契合、无懈可击的专业概念。而且,综合当时发布的系列信息来看,李文亮紧接着就对“SARS”的表述给予了补充和修正,解释说“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

综上所述,李文亮发布的信息不构成虚假信息,其在微信群发布的行为,不具有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扰乱社会秩序的危害后果,不符合“散布谣言”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因而不应定性为违法行为。

当然,本文主要是一种回溯性的分析,事后不断得以披露的信息支撑了我们对于事实的认定。而要求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民警在训诫书作出的1月3日,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正确、合理的事实认定,确有苛求之嫌。但是为什么要苛求执法者作出准确的事实认定,而不苛责李文亮发布在表述上不尽准确的信息?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基于《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应当充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另一方面是基于《宪法》第二条的规定,应当充分保障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以重大疫情的防控为例,在赋予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发布疫情信息的权力的同时,也要保障公民依法获取、交流、传播、评论相关信息的权利,容许公民通过包括发布信息在内的各种方式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来。政府的信息权力与公民的信息权利不是截然对立的排斥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协同关系。这也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的应有之义。

法律适用

在事实认定存在错误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法律适用问题本无实质意义。但是,训诫书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错误,有必要予以指出:

一方面,公安机关对李文亮适用的法律依据,只是笼统地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没有明确指明并引用具体法律条款。对此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41号指导案例“宣懿成等诉浙江省衢州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案”。在该案中,衢州市国土资源局在作出案涉《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时,仅说明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及浙江省的有关规定作出的,但并未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款。该指导案例归纳的裁判要点明确指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且在诉讼中不能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应当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本案的训诫决定应当视为没有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对李文亮适用的法律后果,是采用“训诫书”的形式,“提出警示与训诫”。对于训诫的性质,现有的立法规定和执法实践并不统一和规范,学术界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但是不管对训诫作何定性,就本案而言,应当可以确定以下两点认识:一是在形式上,训诫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所未载,不是该法所规定的治安管理措施,更不是法定的处罚种类。在治安管理领域,训诫原本见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九条,该条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十四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2005年新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删去了这一条有关的训诫的规定,也没有将训诫纳入第十条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因此,公安机关对李文亮予以训诫,于法无据,不符合“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可为”的原则要求。二是在内容上,公安机关事实上对李文亮作出了一种书面形式的警示、谴责和告诫,警示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通过否定性的评价施加一定的精神压力,并教育其终止违法行为并避免再犯。透过形式看实质,这一行政行为应当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而且是一种典型的申诫罚。由此,当事人对训诫决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公安机关违法作出训诫决定,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应当赔礼道歉,造成损害的,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公安机关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训诫书,出现如此明显而又略显低级的法律适用错误,背后的原因尚不可知。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一种观点非常特别,认为公安机关是迫于某种压力,只能做出明显存在缺乏立法授权的错误处分,目的是期待当事人能发现这个明显的错误,提起行政复议来加以纠正(参见中国法律评论公众号2月7日推送的刘代华文章)。相对于这种“性善论”的观点,“性恶论”可能会贴近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即执法者在面临着行政系统内部或者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采用训诫这种在法律上语焉不详、在性质上模棱两可的方式,以此来规避法律的约束、司法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后续可能产生的责任追究。当然,这些都是评论者带有主观色彩的推测,真实的原因和动机,有待于国家监委调查组的调查结果的公布。

 

结 语

综上,公安机关对李文亮作出的训诫决定,无论是在事实认定方面,还是在法律适用方面,都存在错误,应当撤销。这既是因法之名,为李文亮医生正名,也是通过个案,来推动重大疫情防控特别是信息发布体制机制的完善和依法行政水平的提升,从而真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